证监系统5名前官员冷冻期空降公募,基金业最大

作者:财经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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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吴敏)景顺长城7日发布公告,黄卫明成为该公司新任督察长。在加入景顺长城之前,黄卫明曾在中国证监会任非上市公众公司部综合处处长等职。

  夏欣

  《投资者报》记者 岳永明

     刘建平,1994年进入中国证监会,至1997年任职于证监会法律部;1997年至2004年6月,就职于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2004年在上投摩根成立初始便加入团队,出任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一职;从2009年3月至今,担任中欧基金总经理。

  此前,基金行业曾迎来送往多位来自证监会系统的离任官员。曾任基金公司总经理的包括南方基金高良玉(微博)、交银施罗德前任总经理莫泰山、汇添富基金林利军、鹏华基金邓召明、国泰基金金旭、招商基金成保良、国投瑞银基金尚健、泰达宏利基金缪钧伟、中欧基金刘建平。

  今年以来,基金公司高管层的“人事地震”不仅愈演愈烈,而且,震中明显越来越向基金公司领军人物聚集。

  11月23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杨晓松正式担任南方基金公司督察长,至此今年以来已经有5名证监系统前官员“下海”,空降公募任高管。

  东方早报记者 肖莉 

  此外,还有部分来自地方证监局和交易所的官员加盟基金行业,如近期加入易方达的深交所前任基金管理部总监范岳。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共有3家基金公司元老级人物相继离去。其中,包括景顺长城基金公司总经理梁华栋、益民基金公司总经理刘义鹏。4月18日,南方基金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王宏远也因个人原因请辞。

  据《投资者报》统计,目前在公募基金担任高管(指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督察长)职务的前证监系统官员达到31位,共涉及30家基金公司,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在基金公司担任董事、监事等职的前官员。

  2008年下半年是基金公司高管“地震”的高发期,早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这一时期出任中欧基金总经理的刘建平,这位出身监管的“督察长总经理”告诉早报记者,到任新公司后,他已做出投研人才本土化的各项调整,而在各项业务发展中,也遇到了基金业目前的最大困难——发展太快。目前他最关注、基金公司最容易出问题的,则是投资研究、交易风险和基金误卖。

  在此前已知的来自证监系统的行业高管中,交银施罗德前任总经理莫泰山已经从公募总经理的位置上进入私募基金管理机构重阳投资,是这些官派基金高管中首个奔赴私募的总经理。

  在此之前,还有多家基金公司发布内部高管变动的公告,董事长、总经理、投资总监和督察长的变换更像走马灯一样热闹非凡。

  一位不愿具姓名的基金分析人士开玩笑说,相比公务员有限的工资,到基金公司等机构任职是去脱贫致富了。

  新官上任五把火

  证监会官员在基金公司直接任督察长的情况也有先例,现任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进入基金行业之初曾在上投摩根任督察长。

  业内人士预计,2009年将刷新去年高管人事“地震”的纪录。受此影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业务还将持续震荡。

  这句话也并非没有依据,《投资者报》记者从上海一位基金公司董事长处了解到,目前基金公司督察长的年薪大概在100万元至120万元,而且奖金另算。要是担任中等规模以上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薪水则能够到300万元左右。

  刘建平还算是新官上任,之前他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督察长,还曾筹建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并长期在证监会任职。 

  在2010年证监会改革基金审批制度前,前证监会官员主政的不少基金公司在产品获批等方面领先。但2010年之后,新产品数量上的优势消失。

  规模缩水 景顺总经理下课

  督察岗成官员“下海”出口

  刘建平于2008年10月底赴中欧基金,这一时期正是国内基金业高管变动的最频繁时期。根据基金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统计,仅2008年下半年已有29家基金公司发生了副总或总监以上的高管人事变动,几乎占现有基金公司的一半,创下基金公司高管变动的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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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基金公司就进入高管变更高发期,这一情况一直贯穿到今年。

  今年以来,包括杨晓松在内,已经有5名证监会前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任职督察长。这包括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原处长林海中空降国泰基金[微博],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法制工作处处长薛珍空降华安基金[微博],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副处长范伟隽空降富国基金,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原副处长李修辞空降国金通用基金,而这5位证监会的前官员上任后,均担任基金公司的督察长职位。

  这其中,最受注目的恰是上海滩的三家基金公司更换总经理:一是嘉实基金公司投资副总窦玉明就任富国基金公司总经理,这是业内首例以竞聘模式实施的高管换届;二是南方基金副总经理许小松就任国联安基金公司总经理,这是国内大公司高管到小公司创业的典型;三即是刘建平从上投摩根转战中欧基金,国内首位出身督察长的基金公司总经理就此诞生,而刘建平本人的证监会背景,也让市场津津乐道。

  Wind统计显示:截止到2009年4月17日,已有48只基金的掌门人进行了变更。粗略估算,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只基金进行了基金经理人事变动。

  《投资者报》统计显示,目前72家基金公司中,有16位督察长是证监系统背景。

  新官上任后,刘建平对公司点了哪几把火?刘建平告诉早报记者,他到新公司后,与公司股东、董事长以及员工很快达成一致:目前公司正处于创业时期,市场时机不是太好,这期间主要是打基础,把公司的几个主要业务做好,等市场时机向好时,再大发展。

  而这一次有所差异的是,发出高管变更公告的均是基金行业重量级的元老人物。

  根据2006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中的定义,督察长是监督检查基金和公司运作的合法合规情况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情况的高级管理人员。

  刘主要点了“五把火”:一是调整日常工作机制、内部考核等基础工作;二是提升公司原基金经理、研究部总监刘杰文任投资副总监,代行投资总监之职,并兼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以实现投研人才本土化;三是加快公司产品线开发;四是加强品牌建设;五是加强风险控制。

  景顺长城基金公司总经理梁华栋就是一例。

  但督察长并不是这些前官员们的最终去处,很多只是过渡性的岗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高管人事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杨晓松担任南方基金公司督察长也只是过渡。

  “改革”后的中欧基金公司,第一只基金中欧新趋势已从过去倒数1/4的业绩;上升到今年收益前1/4的水平,其去年年底发行的第二只产品中欧新蓝筹,业绩排名则在个位数内。对于投资业绩的改善,刘建平称, 除了短期激励,现在公司投研考核量化的内容更多,考核的频率更高。

  早在2003年景顺长城基金公司成立之初,梁华栋就作为外方代表出任总经理。在梁的营销管理下,景顺长城资产管理规模迅速膨胀,在2007年更是突破千亿元大关。也正是这一年,景顺长城发生严重的人才流失,公司高管、明星基金经理纷纷出走。

  实际上,公募基金行业里从督察长到基金公司经营层高管是很多人会选择的路径,比如目前国投瑞银公司代理总经理刘纯亮曾是博时基金[微博]公司督察长,中欧基金[微博]公司总经理刘建平曾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督察长,建信基金[微博]公司副总经理何斌曾担任该公司督察长,而刘纯亮、刘建平、何斌均是证监会官员出身。

  “以前一般是一年考核一次,现在基本是定期一个季度要考核一次,把一些数据、成果跟市场、基金的贡献情况做对比,很容易做出判断。”刘建平说。 

  同时,由于旗下各基金业绩一般,景顺基金全年赎回额高于其他基金公司。

  证监会2009年发布实施的《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机构人员)离职后,必须经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冷冻期后,才能去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任职。

  “基金发展太粗犷”

  其结果导致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在2008年管理的资产份额急剧萎缩。3月31日公布的2008年报显示,其份额缩减14.7%,资产净值缩减61%,净赎回额居于各家基金之首。

  所谓的冷冻期,指的是证监系统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

  几项业务“改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刘建平说,最难的或许是整个行业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发展太快,发展模式粗犷化,基金行业需要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理。

  据此业内人士揣测:“资产规模大幅缩水是梁提前下课的主因,而此前因新股发行询价工作的违规行为,在今年2月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处分也许是导火索。”

  这意味着,要到基金公司担任高管,至少需要一年的冷冻期。公开资料显示,除杨晓松是近期从证监会离职外,上述的林海中、范伟隽、李修辞也分别在今年6月、7月、2月从证监会离职。这些前官员并没有经历一年的“冷冻期”,而直接担任了基金公司督察长。

  “说实话,境外市场也很羡慕我们,境外发展这么快的也不多,当年(基金)刚开始(发展时),我们跟台湾差很远,现在已经远远超过台湾了。我们1998年规划的时候,估计到基金规模1万亿元需要10年时间,但是2007年,我们已经到了3万亿元,所以这个都(是)超出预期的,这可能给各方面,包括给股东、公司到管理人员到从业人员,都带来很大冲击。” 刘建平不无感慨。

  新股东入主益民 刘义鹏黯然离去

  但凡事都有例外。据证监会人士称,合规总监、督察长、首席风险官等职务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中作用有特殊性,监管干部担任督导公司规范运作类岗位工作,对提升这些机构合规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有明显作用,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但是,这个例外并没有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以及其他公开的相关法规中公开说明。

  刘建平提出,过去十几年,市场经历了很多周期,在周期过后仍发展不错的公司,可以看到,在周期底部都有进步,有提高。“他们知道自己的缺陷,怎么避开问题,这个行业也一样,必须经过市场的轮回之后,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精细化程度,因为这个行业本身是个很精细的行业。” 

  今年4月初,益民基金公司总经理刘义鹏的离开也让外界深感意外,并猜测是否也是业绩原因所累。

  “大猫”变“小猫”存争议

  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现年43 岁的刘义鹏,曾任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员。具有金融、法律、证券、基金监管等领域工作经验,而且,曾经在人大常委会、证监会等多个监督部门长达18年的从业经验,并担当要职。客观上说,刘义鹏应该是基金行业一名不可多得的“全才”。

  有监管背景的官员下海,被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称之为“神仙下凡”。正是因为这些‘神仙’的存在,负责“监管”的监管层与被监管机构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执法弹性变大。

  作为出身监管机构的督察长基金公司总经理,从到中欧基金开始,刘建平最主要抓的就是两块:投研交易和营销风险。

  对于外界的种种猜测,益民基金副总经理宋瑞来(目前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4月28日否认了业绩原因的说法。他告诉记者“主要是3年任期满了,公司经营层换届。”

  有人形象的把这种角色转换比喻成,“猫和老鼠的关系变成了大猫和小猫的关系。”

  “对我而言,我来到公司之后,最关注两块,投资研究交易这是一大块。还有一个是营销,这两个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刘建平说,投资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据宋瑞来透露,2005年12月成立之时,基金公司与经营层签订了3年的任职合同,现在公司股东、董事都相继发生了变化,因此,基金公司管理层也相应做了一些调整。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明确指出,督察长应当积极配合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管工作。

  他感叹,“不能损害持有人利益”这话说起来简单,但要让每个人信服,要加以执行,就并非易事,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更高层次的监管力量,这包括法规和监管机关。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年底,益民基金完成了股权转让。转让完成后,益民基金股东有4家,分别是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0%、25%、25%、20%。

  但是,目前70多家基金公司中,有30家基金公司高管有来自证监系统的前官员。“这就是‘刑不上机构’的原因所在”。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员工交易风险,刘建平举例:基金从业人员亲属要定期申报账户,需如实申报,即便没有利益冲突,一旦不如实申报,也要处罚;有些交易需审批,比如购买自己公司的基金,为了避免延时交易,这应该审批。非证券业人员进入基金公司后,必须限制其股票在一个时期内的售出行为,卖股票的过程也需审批,看其操作与公司操作是否存在利益上的冲突。

  业内人士分析:“换届也是可换可不换,最终被换掉,估计还是基金公司管理层与股东方、董事会几方博弈的结果。”

  由监管者变成应对监管者,这种角色的转换,其实增加了监管难度,执法力度也会大打折扣。“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形成了利益链,一方面,由于证监会的管理职位有限,晋升比较困难,为了谋得高薪职位,监管者会给自己留后路;另一方面,来自证监系统的基金高管们在监管层的人脉资源也为机构提供了保护。”张远忠说。

  除了防止利益冲突,刘建平还认为,督察长还有监控投资科学性之责,需防止投资盲目带来的过度风险,比如投资没有充分研究做基础,就有可能出问题。程序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也容易出风险,这虽然不是利益冲突,但投资决策人可能会影响投资收益,因而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与此相类似的是,博时、大成、鹏华、融通基金公司等也是在去年发生股权转让,因此,基金公司在今年董事会成员集体换班,调整到位。

  “证监系统官员到基金公司当督察长,其实方便了基金公司与证监会的沟通和对接,而很多基金公司督察长管理的部门,其实相当于公司的外联部。”上述不愿具名的基金分析人士说。

  对于营销欺诈,刘建平提出:“前几年基金公司的控制重点是防止误导、欺诈老百姓,现在基金公司既要防止误导,也要误卖,是把产品卖给不合适的人,基金销售防误卖这方面目前刚起步,不易做,营销人员素质提高和系统改进,仍需要时间。”刘建平说。

  换帅与业绩无关?

  张远忠律师认为,券商、基金公司等机构愿意请监管者到公司任职,也正是出于看好其与监管层的经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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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帅”如换“魂”,几乎所有发生总经理变更的公司,副总经理、投资总监、市场总监等诸多重要岗位往往会发生人事变动。

  上半年,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孙树明接任广发证券董事长一职曾引来质疑。为了达到证监会一年“冷冻期”要求,孙在广发证券公司先担任党委书记,然后于今年5月才正式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种“大挪移”会损害基金公司的“元气”,对其管理业绩是否会下降,仍不无担心。

  事实上,据《投资者报》记者了解,在公募基金行业,除了浮出水面的高管职位,基金公司高管之外的职位并不需要监管部门的审批,一些证监系统人员离职后并不需要经过“冷冻期”,就可以通过担任基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开展工作。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高管变动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做过长期的跟踪与调查。

  但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高管也谈到,有证监系统背景的基金高管因为有监管者的经历,也使得其任职公司在风险控制、政策运用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优于大多数市场参与者。

  在采访中,多位研究人士普遍认为:不能笼统地认为,基金公司高管的变更一定对基金业绩产生直接的正相关影响。

  “证监系统官员在机构任职如果运用得当,确实有利于行业以及资本市场良性发展,而且美国、中国香港等市场,也会有上下调动的例子。但是,监管者转换为被监管者后,权力是否被寻租,进而导致不公平竞争仍有待探讨。”上述高管说。

  “高管变动与基金净值变化的背后也许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逻辑关系,其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毕竟,高管变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对管理的影响。”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分析。

  张远忠也认为,证监会应该加强内部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他说,依照法官法和律师法,法官下海当律师,被要求两年内不得出庭,终身不得作为律师到原任职法院打官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律师利用过去的关系影响法院审判,法院的这种做法值得证券市场效法。

  天相投顾基金研究小组组长闻群则表示:“相对于其他职位,基金公司投资总监的变化对基金投资的影响最大,这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她认为,对基金净值变化的观察要放长远一些,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观察。

  32位证监系统前官员任公募高管

  新帅两重天

  《投资者报》曾对基金公司总经理进行梳理,把基金公司总经理分成“官系”、“渠道系”和“投资实战系”,最后数据表明,“官系”总经理所在基金公司从发产品的优势、基金份额等方面均战胜了其他两个派系。

  益民基金副总经理宋瑞来亦表示:“作为基金公司,投研是核心竞争力,因此,关注投资研究、交易风险,其效果往往比抓管理来得更直接。”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在公募担任高管(指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督察长)职务的证监系统前官员有31位,这其中董事长1位,总经理9位,督察长16位,代理总经理1位,副总经理5位。

  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任后最关注的两块,一是投资研究交易,二是营销,这两个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刘建平说:投资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督察长由曾经的证监系统官员担任的基金公司包括华安、长安、长城、国海富兰克林、国泰、国联安、富国、南方、广发、国金通用、景顺长城、德邦、平安大华、融通、万家、信达奥银。

  刘建平称:“以前一般是一年考核一次,现在基本是一个季度要考核一次。而且公司投研考核量化的内容更多,考核的频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早期的一批从下海后任基金公司总经理的证监系统前官员,在获取一定成绩和知名度后,纷纷跳槽到了更具诱惑的行业。除了原国投瑞银总经理尚健去向尚未确定外,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原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原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纷纷离开公募基金行业,有的进入私募,有的进入PE和保险行业。■

  由刘建平亲自操刀“改革”后的中欧基金公司,第一只基金中欧新趋势已从过去比较靠后的业绩;上升到今年收益相对靠前的水平,其去年年底发行的第二只产品中欧新蓝筹,业绩排名也在个位数内。

  不过,基金高管更迭之后,业绩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富国天益的业绩可谓是一落千丈。”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人士表态。窦玉明自2008年12月就职富国基金总经理,此前,他是嘉时基金主管投资的副总经理。

  根据晨星(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的弱市环境下,富国天益一年的总回报率为-24.92%,在225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98位;在最近3年的年化回报率达到41.38%,排名22位。然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富国天益今年以来的总回报率只有8.44%,排名220名,几乎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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